「這麼晚了，你還不睡，在做什麼？」「我在想事情啊！」「想什麼事？」「想我長大以後要做什麼」「想到了嗎？」「我想長大以後要做『發明家』」「為什麼要做發明家？」「因為發明家很偉大，會做出很多很多好的東西，讓大家過更好的日子。」這是母親經常提起與我兒時的一段對話。
那時我五歲，父母為了我們家六個小孩的三餐而奔波忙碌，小小的心靈裡，除了感激，還多了分不捨，總想快點長大，能多做點事，能為父母分擔一些壓力，快快長大，成了最大的目標，說話要像大人；舉止動作要像大人；就連想法也有超齡的成熟。
要滿足一個小小孩成為發明家的願望，並不容易，很幸運地，米店所送的日曆，提供了我不虞匱乏的紙張，四歲時從大姐那兒學來的紙鶴摺法，讓我獨步於小小的人際，獲得生平首次的成就感，為了保有這份優越，每天勤摺，努力求教，成了童年最重要的任務。一張小小的紙，在我生命裡悄悄地加入，卻造就了今日執筆的我。紙張，不僅讓我得到成就感，也滿足了我創造發明的慾望。
喜歡玩紙，對一般小孩而言，是很平常的事，但在我家人的眼中卻是不務正業的象徵。小四那年，家中孩子為了爭取額外的學習資源而鬥嘴，大姐說：「我喜歡畫畫，將來能當畫家；而你喜歡摺紙，將來能幹什麼？」我啞口無言，悶悶不樂，直到半夜，才在大通舖上，對著外婆埋怨發牢騷，外婆對我說：「抱怨是沒有用的，要嘛，就做出成績來！」我回答：「好，我一定要將自己的興趣發揚光大，好讓世人的興趣都得到相同的尊重。」「說了一定要做到哦！」「好，我長大一定會做到。」就這樣，推廣紙藝成了我對外婆的承諾。外婆在我小學畢業後過世，這成了我與外婆的約定。
很早就意識到「因需要而學習」的重要性，生命不該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，在聯考時，五專才是我的第一志願，就這樣我進了世新印刷攝影科。猶記得專一註完冊，
父親擔心地對我說：「如果，你想重考，現在還來得及。」為免父親的疑慮，便與父親展開一場懇談：「我認為，未來社會有兩種人能生存，首先是高學歷，起跑點漂亮；
再者，就是有專長，耐力跑持久；我選擇後者，若我未能在畢業之前，證明自己的能力，得到未來工作的聘書，那麼，我將盡我所能，無論如何，一定插班念到學士以上學歷。」就這樣，與父親打了賭。努力地學習與實踐成了五專時期所養成的習慣，直到畢業前已有好幾家公司保留了我未來工作的職缺，也因這些成績單，讓父親放心我自己的未來。
一入世新，即加入民俗藝術社，在社團中學習：人際、辦事、溝通、領導等能力，並從社員、組員、組長到社長、顧問的不同角色裡做不同的發揮，期間還遊說了許多大專院校的相關社團，共組了一個「民俗協進會」。這樣的經驗與投入，體驗到：只有完全的付出，才能真正的得到。
服兵役對我而言，那應是一個考驗與鍛鍊，我正視它對一個成熟男人不可或缺的經歷，在不靠關係遊說下，自薦到陸軍總部美工隊，一方面為國付出，一方面磨練自己的意志與專長，並在民國七十八年以實力參賽，拿到「陸軍文藝金獅獎」。
自從十七歲自修學會第一張立體卡片後，一直本著：「我不一定能做到最好，但我可以決定做一個最願分享的人。」就這樣開始登台教學，從來不保留任何所得，每有新作，必公開教做，因而累積了大量的創作；為求新知，不斷地拜師求藝，先後跟隨過翁參隆老師伉儷、金爾莉老師、簡福龍老師、賴禎祥老師，在眾多老師的鼓勵期許下，花了十年的時間與已故友人蘇家明老師創辦了「中華紙藝學會」，並於功成後身退。
多年前，曾有一位女友問我：「名和利，你要什麼？」我反問：「妳認為呢？」她說：「看你那麼努力，卻賺不到什麼錢，你一定要名！」我回答：「妳錯了，我要做事。」她說了一句：「貧賤夫妻百世哀。」便離開了我，雖然可惜，但很感謝。
總認為在台灣只要努力絕餓不死，做一些能感到自己還「活著」的事，在別人的需要上發現自己的責任，這是條明路。多年來，不斷地創作，總是先想到我能為這世界帶來什麼？我死後又能為這世界留下些什麼？時時刻刻不敢怠懈，深恐一個疏忽，使作品有了瑕疵，那會令人感到一絲不悅，便是一個罪過，唯有盡好自己本分，只要能做到的，那就去做，桃花源得靠正確的信念堅持完成。
其實，我很幸運，雖然，創業的前十年，過得是一簞食、一瓢飲，在眾友人的支持下，不改其樂，且有幸與妻邵芷蘭結縭，獲得老婆的信任與支持，人生的志業得以發揚，這些年，紙玩系列的創作、紙雕提燈的原創推廣，讓許多家庭多了一點親子的時間與話題；書籍、光碟的著作出版，加上電視媒體的長期教學，使紙藝的種子重新在我們的文化中發芽茁壯；生態保育系列創作，獲得國內外的肯定，邀展不下上百場，也因此有機會遊走國際為台灣，以文化的角色代言；在行有餘力後捐展作品為弱勢募款、投身公益。
人，活在世上，一定有一件事得去完成，自小，我很愛做夢，在紙藝的世界裡逐步圓夢；長大後，我很敢夢，在台灣只要有理想，肯堅持，奇蹟是可以被創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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